作家内心形象的成熟，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而艰辛的心理过程，别林斯基讲过： “正像母亲在自己腹内负载着和孕育着婴孩一样，创作过程和生育过程颇不乏相似之处”。它大致包括形象的萌发、形象的孕育、形象的成形三个步骤。

    形象萌发，常与作家创作冲动的发生相伴随。这时，作家已经有了厚实的艺术积累，由于受到生活中某种偶然因素的触动，而被吸引，被激发，在创作冲动的催促下，主动投身于内心形象的创造。为了创造内心形象，作家以自身的审美情感和人生感受去统摄、提炼生活材料；于是，从主客观的冲撞、交融之中，萌生出了新的内心形象的雏形。这雏形虽不够清晰，不够完备，然而已经深印在了作家的脑海中，并开始获得了艺术生命。它仿佛一颗种子植入了肥沃的土地里，一点火星溅落到了干燥的柴堆上，其前景将无可限量。据说英国诗人济慈某次在好友勃朗家的一棵树下，偶然听到一只正在做巢的夜莺的鸣叫。受到那迷人的夜莺叫声的打动和感染，济慈胸中鼓荡起了创作的激情。他坐在树下的草地上，把对人生的冥思与感悟化入夜莺的叫声，于是，后来出现在著名诗篇《夜莺颂》中的快乐而又永生的夜莺意象，就从这里开始萌发了。

       形象孕育，即作家将已经萌发的内心形象，进一步加工、充实、改进、完善。作家孕育内心形象，不仅有对感性材料的提炼化合，更有主观情感的浸润灌注。这时，作家的创作意图逐渐清晰，情感活动逐渐深化，艺术想象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内心形象的雏形在作家头脑中高度活跃，得到不断酝酿和发展，渐趋具体、完整、鲜明、生动。特别是作家对内心形象各种细节的构想越来越充实、完备。如老舍在创作小说《骆驼祥子》时，对祥子这一形象做了基本定位后，又逐步加以发展。先是以祥子为中心，确定与其他人的关系；有了活动的生活环境，再构想他在生活中的种种情况：“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饭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由于这样的一番孕育，内心形象自然一步步丰满起来，鲜活起来，深邃起来，向着更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方向发展。

      形象成形，即内心形象在作家头脑中基本完成、定型。经过深思熟虑，作家充分展开的艺术想象力所结出的硕果终于成熟了。这时，诗人那涌动的情感，了无痕迹地化为了富于巨大艺术张力的特定情境；小说家构思的人物，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人生命运在特定情节曲折发展中得到了突出显现；剧作家也在不断激化的矛盾冲突中为人物和事件设定了结局……与此同时，文学作品的具体结构方式，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设想。内心形象的成形，意味着作家艺术构思使命的完成。

       经历了萌发、孕育、成形，内心形象如此生动、鲜活地显现在作家的脑海里，甚至成为了作家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如别林斯基所说：“这些形象、这些典型，挨次地胚胎、成熟、显现；最后，诗人已经看见了他们，和他们谈话，熟知他们的言语、行动、姿态、步调、容貌的轮廓，从多方面整个儿看见他们，亲眼目睹，清楚得如同白昼相逢；在笔尖赋于他们形式之前，就看见了他们，正像拉斐尔在用画笔把玛董娜的形象移置于画布之前，先已看见了这个天上的神造的形象一样，也正像莫扎特、贝多芬、海登在用笔把音符移写到纸上之前，先已听到了这些从灵魂里被他们激发出来的神妙的音响一样。”

      在将生活材料心灵化以构成内心形象体系的艺术构思过程中，作家的构思方式是复杂多样的。一般说来，最常用的构思方式就是综合法。文学创作总是要在占有丰富生活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作家进行艺术构思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最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生活材料。而为创造内心形象对生活材料所做的提炼、概括和熔化重构，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综合成分。因此，许多作家都以综合法作为自己展开艺术构思的基本方式。鲁迅谈到过自己小说创作的切身体会：“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列夫·托尔斯泰称自己构思《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这一形象时，是“拿过达尼雅来，把她用苏妮亚一同捣碎，于是就出现了娜塔莎”。高尔基也说过，他是观察了几十个商人的儿子，看到了他们对作为商人的父亲不满意，对富裕的生活也不知足，反称之为“令人苦恼的贫矿生活”后，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才创造出《福玛·高尔捷也夫》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拼凑”、“捣碎”、集中，都体现出综合的特征。当然，综合法的具体运用往往不尽相同。可能是多种材料的综合，如鲁迅说的“拼凑”、“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可能是以几种材料为主，杂糅其他材料综合而成，如托尔斯泰说的“捣碎”；或是主要依据某一材料，在此基础上选取别的材料加以补充，如屠格涅夫构思小说《木木》的主人公盖拉新时的情况。

       事实上，作家在从事艺术构思时，想象力和创造力异常丰富，异常活跃，因而构思方式也不会是单一的。在综合的基础上，作家有时也采用强化突出、夸张变形、陌生化等方法，以求得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强化突出，是在构思中调动多种材料和手段去集中表现形象的某一主要特征。例如，契诃夫在塑造小说《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的形象时，曾从外表、语言、心理、行动等多种角度，去突出表现他那极端保守，对一切新事物都怀着强烈恐惧与仇视的畸形心态。夸张变形，是在构思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改变常态、违反常规的方式去塑造形象。如拉伯雷笔下的卡冈都亚、安徒生笔下的拇指姑娘、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仙等，都是以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陌生化，是在构思中着力赋予形象以特殊的形式，使之变得奇异、陌生，从而造成与普通日常事物的疏离，以增加读者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强化审美效果。如闻一多在创作《死水》时，用“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等如此美好的词语，去描绘“一沟绝望的死水”的形象，就是采用了陌生化的方法。

      在艺术构思中，内心形象经过作家心血的灌溉抚育，逐渐形成，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主体与对象辩证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作家要依赖于客观事物，依赖于生活材料，即主体的对象化；另一方面，作家又要释放主观情感，表现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即对象的主体化。内心形象就是在这种主体与对象交融合一的矛盾运动中萌生、孕育、成形的。而且，内心形象一旦成形后，便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去发展。托尔斯泰在谈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悲剧结局时说：“一般来说，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的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喜欢！他们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当内心形象获得了独立的艺术生命之后，艺术构思的使命就大体上完成了。随之开始的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个阶段——艺术表现。